如果有机会问问珠海市香洲区的镇街主官们2010年以来工作的最大变化,相信他们很多会提到香洲区对镇街领导取消GDP考核,这项开全省先河的改革措施,使香洲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也真真切切地影响到香洲镇官们的工作。
据了解,自从2010年香洲取消对“镇官”的GDP考核后,街镇政绩考核体系也随之改变,过去他们将80%的精力用于抓经济、跑项目、搞招商,现在对“镇官”的考核只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如今“镇官”们一天到晚泡在社区,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力求把最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据了解,2011年香洲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416宗,调处成功率达87.4%,大接访活动等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取消对镇街主官的GDP考核,仅仅是香洲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镇街率先转型的一部分。近年来,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香洲大力推动工作重心下沉,使政府的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力争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格局,香洲呈现和谐安定的局面。
对“镇官”取消GDP考核
眼下,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和“社区人”,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珠海市人口最多的聚集区香洲区也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等。
如何适应新形势变化?香洲认为政府的转型势在必行,改革传统的政府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加快建立一套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社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因此该区决定率先在珠海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实行区一级抓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镇街一级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镇街取消GDP考核,也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的功能。同时,镇街在社区设立公共服务站承担相关的行政工作。
长期以来,香洲区跟珠三角其他地区一样主要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热衷于抓项目、谈生意,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而弱化了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香洲区委书记张宜生认为,其直接后果是,部分经济指标虽然上去了,但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相当突出。
因此针对镇街直接面对基层和群众的特点,香洲区取消了对镇街的经济指标考核。“一个干部干得好不好,过去主要看经济发展,现在只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张宜生表示,镇街政府职能的转变,使过去经济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据介绍,经济发展占考核总分的比重由过去的50%降为零,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占比则由50%提至100%,从而充分发挥镇街干部社会管理的潜能。
康宁社区是香洲最老的一个社区,人员结构复杂,矛盾众多,在镇街职能转变之后,翠香街道开始在这里着手构建社区党组织覆盖机制,并实行“网格化”管理。他们实行工作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双重隶属”模式,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到为居民群众服务的具体实践中。如设立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的“居民议事厅”,开创了物业服务、居民自治、党员监督的“三方共管”模式,为业主、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搭建起三方沟通平台,将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和好评。
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基础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根基。治安、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社会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产生在基层,体现在基层,最终也要化解在基层,镇街和社区是整个社会的基层和基础。
然而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大基本职能的相关业务部门,主要集中在市区两级,镇街一级推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却力不从心,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保障,有想法却缺乏相应的体制支撑。
如何弥补基层社会管理这块“短板”,全面提升社会建设水平?香洲区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型中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资源放到做群众工作上来,有效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赋予镇街政府更多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切实提高了工作效能。
在转变镇街职能后,香洲有效整合行政资源。按照镇街职能本身的特点与管理的有效性,结合市、区二级政府机构改革,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香洲区设立“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平台,实行“一个大厅对外、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推动了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完善“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社区综治信访工作站”调处平台建设,使之成为街道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平台。
目前,全区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已基本完成,香洲区的9个街道政府服务中心和122个社区公共服务站已经投入使用并运行良好,为广大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初步实现“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的工作目标。
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成为了社会管理的“桥头堡”、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据了解,2011年香洲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416宗,调处成功率达87.4%,大接访活动等工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构建“小政府,大社会”
香洲区在推动镇街转型中,顺利理顺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小政府,大社会”,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他们把不该由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逐步交给市场或社会中介组织去做。如香洲区翠香街道向康宁社区邻里互助社购买服务,为社区居民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梅华街道向梅花社工服务中心、京师社会工作中心、远博社会工作促进中心购买了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困难单亲家庭维权就业、老年人居家养老等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来由街道负责的社会职能。街道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不做“万能政府”,也体现了香洲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香洲区各街镇积极培育镇街辖内公益类社会组织,大力发展承担民生服务职能的镇街辖内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完善社会服务、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创新机制模式,推动行政社区走向自治社区也是香洲区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格局的一条有效途径。他们完善社区民主自治新体系,建立“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居民小组”社区三级网络,形成“议事—决策—执行—协助—监督”的社会自治体制,并出台了社区自治试点工作实施细则、组织体系设计等13项制度,完善了议事规则、决策程序、执行程序、协助方式和监督程序,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刘茜
镇街“四变”
提升服务功能
破题广东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都是一场需要巨大勇气的“自我革命”。如何构建“小政府、强政府”,是对政府自身功能和运行体制的一次全面反思和再造。香洲样本的意义在于,其通过推动镇街职能的“自我革命”,从理念上、体制上、机制上和职能上彻底扭转了传统镇街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的“错位”、“缺位”和“越位”,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归位,探索了一条深耕幸福广东价值链根基的创新路径。
“社会建设与幸福广东相伴而生,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好社会软环境,提供适宜的阳光、空气、土壤,让幸福的花儿自由绽放。不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幸福广东也就失去了支撑和保障,成为好看但又难以企及的海市蜃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曾这样论述社会建设与幸福广东的关系。
诚然,如何为“幸福的花儿”提供适宜的阳光、空气、土壤,这是广东面临的大课题,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命题。镇街作为直面社会的基层政府,处于培植幸福土壤价值链的社会最前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镇街却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着“错位”、“缺位”和“越位”。
所谓“错位”,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市、县、乡三级政府管理模式的层层复制。在市、县主抓经济的同时,镇街也将大量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上。在发展初期,这样的模式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开花”,也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动力之一。然而,这样的模式却大大弱化了镇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社会的土壤逐渐失去了“水分”和“养分”,形成了历史欠账。
所谓“缺位”,在于以往大部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资源集中在市、县层面,镇街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满足庞大的公共服务需求,社会服务自然显得“僧多粥少”、“力不从心”。
所谓“越位”,即以往的“户户冒烟,村村点火”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区域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统筹和布局越来越需要从城市乃至城市群的高度去谋划,镇街“碎片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不再具有核心竞争力。
镇街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错位”、“缺位”和“越位”,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广东发展的需要,更与幸福广东的建设背道而驰。香洲镇街全方位的改革,正是基于扭转这种局面,从构建“小政府、强政府”的理念出发,从四个方面率先作出了先锋探索。
理念之变,使香洲镇街的发展导向回归社会。
香洲率先取消了对镇街GDP的考核,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占考核的比重由50%提升到100%,从发展导向上改变了GDP主义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积弊,使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具备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镇街社会服务的“错位”得到了纠正。
体制之变,使香洲镇街被赋予了更多社会领域的权力。
珠海通过第四轮行政审批改革,将377项审批事项下放,镇街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得到大大加强。通过向镇街赋权,市、区、镇街的权力重心实现了差异化配置,镇街处理社会事务的责权实现了统一。
机制之变,使香洲镇街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幅提升。
随着权力的下沉,香洲辖下的镇街也获得了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经济发展的成果也随着公共服务渠道的下沉,更直接、快速、准确地服务于市民。镇街在社会服务方面的“缺位”之症,找到了破解的良方。
职能之变,使香洲镇街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
通过“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链条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授权、委托和购买,香洲镇街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居民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初步实现“小事不出居委会,大事不出镇街”。
汪洋曾指出,一个执政党,不是发展了经济就可以巩固执政地位。如果不注意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的社会问题,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政权就会发生动摇。香洲的实践表明,镇街作为社会基层的一线公共服务平台,在社会建设和幸福广东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从导向定位、权力架构、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方面全方位再造,才能为“幸福广东”培育最坚实、最肥沃和最具生命力的土壤,“幸福之花”才能开得更加鲜艳。王军
在现场
在社区服务站找到心灵的归宿
4月19日,虽然珠海下起了大雨,48岁的文姨还是如约来到了香洲梅华街道鸿运社区服务站。下午3时,梅华街道社区办主任刘晓红和心理辅导师龙老师已等候在这里了。
两年前,文姨遭遇下岗和离婚的双重打击,儿子又刚上大学,生活艰难。这种情况下,她得了抑郁症,曾一度想轻生。这时鸿运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了解到了她的情况,便上门开导她。
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文姨不仅身体多病,还因没有到退休年龄拿不到退休金,生活异常困难,她甚至交不起有线电视费。为此社区专门为她办了低保,还通过电视台减免了电视费。
在社区服务站“心灵驿站”,长期婚姻的不幸,抑郁多时的文姨还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远博社会工作促进中心的心理咨询师龙老师如今已是她的好朋友。
“以前我好迷茫,生不如死,现在才感到活着挺有意思的。”文姨表示。
梅华街道社区办主任刘晓红说,在梅华街道像文姨一样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这些年单亲家庭也不断增多,大人抑郁,孩子违法犯罪也成了社区比较棘手的问题。于是社区建立了“心灵驿站”,通过购买社工的服务有效地对这些单亲家庭进行心理辅导,效果非常好。
“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镇街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最贴近群众,最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也最容易把工作做好。”刘晓红表示。
据了解,这种“最贴近的服务”在香洲社区已遍地开花。康宁社区服务站通过邻里互助社为居民提供居家养老、残疾人康复、公共医疗、文化教育、贴心生活等服务,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踊跃支持和一致好评,2011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大到3—5个社区,把服务带到更多有需要的人群中。梅华社工服务中心还针对社区老人需求开展了特色服务,6个月时间内受惠老人就多达1300人次。一批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资助和购买服务,为社区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服务,成为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力补充。
香洲经验
1.坚持上下联动。通过区、镇街分层管理体系,推动工作重心下移、人员下沉,形成社会管理“上有人管、下有人抓、逐级深入、层层落实”的工作格局。
2.坚持分类指导。根据镇街不同的地域和人文特点,大胆创新,分类施策,探索基层自治的不同模式,推动基层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3.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一切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坚持深化改革。着力推进镇街转型,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深化乡镇机构改革,促进镇街职能转型,强化镇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