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十多年来，当人们居住与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在创造就业机会与ＧＤＰ增长的同时，城市在保护与发展中面临许多现实的难题。目前，深圳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关键时期，在经过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后，人们禁不住反思：城市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我们需要在什么样的城市中生活？城市发展就意味着大拆大建吗？旧城保护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议程，但是，旧城该保护什么？该放弃什么？城市传统文化该如何保护？在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合理的尺度是什么？这些一直是市民密切关注的问题，更牵动着城市规划者的心。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孙施文
将物质空间转化为行动规划
城市更新是常态的更新过程，包括旧城改造、规划往往关心的是目标状态，二十年以后城市形成什么样的目标，孙教授认为，仅仅针对目标是不够的，更应关注过程，更新的核心是不断修补，而不是全部推倒重建。这里面涉及到怎么实施、怎么实现目标，这是更新规划更关键的内容。过去规划里面只强调物质空间是怎么演变的，而对内容涉及很少，在手段上也没有很完整的内容，在城市更新规划当中一定要探索如何将这些内容整合起来转变为人们的行动规划。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问题，涉及到利益问题就必然涉及到市场、社会、公众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作为更新规划来讲，其核心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关键是保证在一个地区里面的战略重点，在一个地区的改造里，要通过配置一些关键点来带动整个地区。
以某一旧城区改造为例，从政府的角度来讲，需要针对城市不同地区的目标和利益来制定规划重点，孙教授提出了一个“四区”行动纲领：政府主导区，完全由政府来决定开发形式；发展响应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不管它，什么时候开发，在什么地段开发，怎么开发由房地产主导，而政府最后来检测最终效果；弥补完善区，在老的居住区怎么完善，改善什么，或者说过去开发商在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遗留的问题，需要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弥补和完善；发展储备区，尽管有开发商要建，但是达不到要求，就变为发展储备，等待合适的时期集中建设。
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 马武定
把握城市更新改造的分寸
来自经济特区厦门的马教授表示，目前我国是城市化现代化同步高速发展，同时人口众多、密集，城市建设用地紧缺。深圳准备编制的城市更新总体规划工作，在国内实属创新。城市更新的总体规划，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四个方面有一个突破。
首先要解决更新地的问题，哪里要更新。比如深圳这些城中村，到底是不是每个村、所有地方都要改造，必须找准哪些地方要改造，叫做“更新地”。还有更新时，什么时候更新？如果更新时间定得不好会出现一些后遗症，所以更新时定位要研究，哪个地方先更新，什么地方后更新，跟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还跟周边的情况有关。还有，更新的时间多长？马教授强调千万不能急功近利。而更新度的把握则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而不是一个临时决定，切不能过度超前，要符合实际情况。
而针对目前金融危机背景旧工业区改造推进的更新期，马教授则表示，开发商在此时一般都比较谨慎从事，一旦投入很大，担心收益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政府此时就应当对更新期或者更新时根据具体情况弹性把握，例如分几期，也可以把地的性质分期进行定位，这一段时期是居住，下一段时期是产业。总之，更新期和更新时是有一个弹性的东西，更新的每一期都有自己不同的更新度，最终目的是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价值。
武汉市规划局副局长 刘奇志
“一村一策”定做改造方案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逐步完善，武汉已经基本完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旧城改造，而城中村建设目前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和难点，刘奇志介绍了武汉在城中村综合改造过程中的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针对开发商、村民和政府三方利益协调的问题，武汉市规划局制定了一些对策，在对５６个试点村的改造中，一半腾出来的土地做城市的道路、市政、绿化、中小学等公益性的项目，四分之一拿出来进行开发，吸引所谓的外来资金，八分之一留下来做村民缓建的住宅，还有八分之一给将来村民的产业发展。
在改造模式上，武汉采用了三种模式的分类改造，政府、开发商、村民分别为三个改造主体，Ａ类村是自己改造，城市中心区由村民留下来的土地招商引资，城市建成区的Ｂ类边缘地区采用开发商引进资金来开发，再外围的也就是将来新建设的区域Ｃ类，这个区域采取政府统征储备的方式。
根据不同的情况，武汉的城中村改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叫“一村一策”。例如货币还建的方式，针对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村，采取货币还建的方式，也就是给他们钱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还有一些是老的军用机场，现在已经搬迁出去了，政府希望建成ＣＢＤ，就对它采取统一的调配。还有一种就是进行用地置换，因为有一些区域如果完全按照村建进行保留难以实现，所以鼓励与周边的村进行联合，可开发用地也成规模了，村民的还建用地也成规模，配套也可以进行，开发可以达成效果。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系主任 王世福
用经济视角来考虑城市更新
对于“四旧”，王教授认为，在时间年限、物质形态之外，还要考虑经济标准、社会标准、设施标准，特别社会学提到的学量，不同人口产生的社会、城市的问题。
政府只有做到量入为出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目标。如果没有增量，就是公共福利性更新，是通过公共财政的评估途径来决策。如果成本收益平衡了，就应当倡导自身组织行为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需要制度的创新。如果产生了增量，就必须设定投资性更新以及利益分配机制。
王教授提出，在编制规划前首先应明确一点，人口疏散的程度是双刃剑。人口一定的密度是维持这个地区活跃的基本要素，盲目地说城市更新，城市人口的疏解，是不切实际的，要考虑人均建筑总量能否承载经济总量。
事实上，大家更关注空间怎么承载经济和承载社会关系。王教授认为， 从空间目标的认识回到城市更新，如果判断更新时机和对城市更新的评价，深圳必须考虑在空间不增加，用地不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使经济社会更好地增长。大家要反思，深圳之前的三十年产生的空间模式是否真的不能再产生ＧＤＰ的增长？他表示，城市更新绝不能变成简单的容积率增加，容积率增加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建筑总量和经济总量对应地增长。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 李津逵
创造更多促进交流的城市空间
“我们应当拆除更多的围墙，创造更多空间让大家相互交流、了解、互动并认同，产生出更多的社会亚文化。”李津逵认为，城市更新必须是创造新的城市功能，让社会复兴，这才是更新的最终目的。
城市的实质是社会，城市空间不过是社会的容器，李津逵将城市建设理解为社会的构建，城市改造不仅仅要关注以何种方式或是模式开展，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居住在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医疗、文化等种种内容。他认为，相似的人口结构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城市的空间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城市更新的成败得失要从社会复兴的角度来进行评价。
他表示，在中国的城市更新中，凡是引进了新的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网络，成长出新的文化精神，都对城市的繁荣和品质提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相反，仅仅从物质空间布局上入手，甚至将开放的空间变成封闭的空间，将多样化的生活变为单一的城市功能，就乏善足陈。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编委 金心异
建立“深圳城中村博物馆”
对于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来说，保持文化多样性具有天然的优势，金心异认为，政府应明确制订“文化多样性保护计划”，而建立“深圳城中村博物馆”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篇章。
金心异表示，深圳１２００万移民里，有近４００万来自广东，８００万来自内地，现在其中有一些被称呼为“新客家人”。他希望，城市更新兼顾到不同族群的各自原来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所谓的亚文化，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目前，对于城中村的改造存在不少争议，金心异坚决反对“一拆了之”的观点，因为城中村是原住民文化的堡垒，更是深圳城市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缩影。他认为，未来城中村的改造和城市更新的计划，第一要考虑这里面的产业更新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另外还要考虑多种文化并存的现实。所以金心异提出设立“城中村博物馆”，就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并存，这是非常珍贵的一部分。他建议在黄贝岭、巴登街和白石洲设立这样的博物馆。
哈尔滨市城乡规划局局长 俞滨洋
保用结合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去过哈尔滨的人都会为其别有风味的异国情调而吸引，俞滨洋与大家分享探索城市中心区更新与复兴的体会，首先他提出了四增四减和“３个１／３”的方式，四增四减是增加绿化生态的空间，增加广场道路开放，增加高品位的现代服务业设施，增加保用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古为今用的功效；减少人口密度、减少建筑密度、减少环境污染和减少有污染的工业。“３个１／３”的原则是试图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对绿地、开发空间、开发强度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针对重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用结合”的策略，俞局长也进行了解释：哈尔滨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经开展了三批保护建筑的认定和挂牌，现在正在做第四批，大约１５０栋保护建筑的工作。
俞局长还介绍了更新模式的四种主导方式，由市场主导、社会主导、社会和技术主导，最终是政府搭台，市场化的运作，企业风险投入，规划部门的服务把关。此外，他还格外强调在更新方法上应该跨区域改造统一协调平衡各方利益。
香港市区重建局执行董事 谭小莹
完善补偿机制推进城市更新
香港特区政府在２００１年得到立法会支持，通过了市区重建局条例，并拟备了市区重建策略作为市区重建局在执行工作时的政策指引，在多元目标当中，他们突出了控制市区老化及改善旧楼居民生活环境的目标。谭小莹与大家分享了香港在城市更新多面体的经历，而其中完善的补偿机制是十分引人关注的一项内容，也是城市更新工作推进的重要手段。
谭小莹介绍说，重建局最初工作运营是靠政府出资１００亿港币在重建区里的重建项目里面注入政府的地，提供一些不需要购买的地，免收地价就是很大的补贴。收购了重建项目的物权之后，由于住客没有物权，就需要对搬出去的住客给予补偿。
相关市区重建的赔偿政策非常公开，每一个人只要符合某一类型的业主或者住客条件，就能成为政策赔偿的对象。例如如果是自住物业就将以“市价＋自置居所津贴”的形式补偿给业主，如果是自用商业，即用铺位自己营运生意，就将以商铺市价＋３５％的市价的总价来进行赔偿。住户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搬进公屋，交的租金很低，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也会给予一定数额的租金作为赔偿。
在重建以外，香港也很重视复修、美化、保育的工作。谭小莹表示，复修以后不只是生活环境改变，楼价也高了，居民都很开心。重建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建筑价值和文物价值的就把它留下来进行保育。现在也有很多本土的声音，说香港的一些小商铺、一些旧区其实有它的特色，有它本身的价值，我们应该尽量地保存它。
市区更新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重点，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地区特色，每个地区都需要不同的政策。谭小莹认为，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或者市区重建局只要尽量地协调规管，不需要自己去做。如果要做的话，必须要有民意基础，收购及安置等应有公开公平的政策，具有外界的监管。在她看来，工作有人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公开地经常性地汇报。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与历史名城研究所所长 张兵
对不同项目实行差别指导
“针对民众意识和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反弹，深圳应当首先对政策影响做一个评估。”
张所长提出了满足城市更新的几种条件：一是区域地位提升的“更新”需要，比如和港澳的关系，和西部的关系，城市更新需要有更高的战略目标的考虑。第二个方面是城乡关系需要调整。第三方面，产业的调整带来新的需要，开放的深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并处于整个珠三角这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是既定的方针。第四就是土地供应非常短缺，需要拓展发展的空间。满足这些条件，就说明有城市更新的需要。
同时，他也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城市化过程当中，城中村对于城市目前状态下维持社会的运行和平衡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吸纳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城市化人口，在相当长的历史中还有价值，深圳“四旧”中间会不会还有价值？另外，深圳“不旧的”存量空间在城市功能升级的过程中到底在发挥什么作用？在变成珠三角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中间“不旧的”空间是不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而对于具体的规划指南，张所长也提出，总体规划要把政策性摆在首位，对各种相关的城市政策要转化成规划政策的语言，一旦市场所需要，真正启动某一个更新项目的时候，只要知道总体的策略方向，有据可依，对它能够进行控制就可以。而对于更新程度的指导要有一定的弹性，在更新的项目上面对它分布的地区，对它的类别要进行差别性的指导，这样的总体规划可能才会对我们的工作有一点帮助。
西安市规划局总规划师 王桢
重塑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城市更新的规划中提出尤其要注重传承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特色，使城市在继承中发展，王桢提出这样一个定位：“让西安成为一个有记忆的城市”。
城市更新应该是重塑城市历史文化精神的一次绝佳机会，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时尚生活中进行有机的衔接，王桢提出，城市更新改造不应该是粗放的大拆大建，而是借鉴和学习更多的技巧与方法有机更新，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构建与城市文化个性相适应的生机勃勃的新生活。
王桢认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应当克服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的普遍问题。西安老城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主核心区，是西安古城的“精神”所在。他以西安的唐皇城复兴计划为例进行了详细阐述，老城规划就是要充分体现西安的传统格局，继承了唐长安城的均衡对称的路网格局等，即方正、完整的城墙、城河系统，正南正北的城市方位，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形成的城市轴线，以及由街、巷、院、坊构成的空间层次体系，都是老城空间格局保护的内容。大量的传统民居像城市的书卷一样传递着古城悠远的记忆，保护古民居家就是保护城市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留存古城的优势和文脉。通过以上保护与更新就可以追溯古城西安的历史起点，恢复城市完整的历史链条，还原历史的连续性。
此外，王桢还提到还原老城历史视觉空间要遵循各方面的调查依据为准则，针对道路系统、城市尺度进行调整，并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景观与环境工程的改造，以都市视觉意象概念重新塑造视觉空间。因为这个地区老百姓很关注文化，对这里的改造更新自然也非常关心，唐皇城的改造过程中，规划人员在保证明清城墙完整格局的同时，以唐代的时间为坐标推出了唐代的皇宫、城墙还有皇家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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