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钉子户六年谁之过

       张安房是安徽蚌埠市朝阳街的钉子户，至今已坚守6年。2005年，当地进行棚户区改造，开发商补偿张安房兄弟4人2套房。张安房拒绝搬迁，他要求给兄弟和其父亲共5套房。

　　维权中，张安房遭人恐吓，在对抗强拆时受伤，家人过着没水没电、担惊受怕的日子。亲友一度劝他适可而止，张安房则拒不妥协。

　　开发商亦不退让，坚决不满足张家“过分”要求；政府则表明，要严格按政策办事。

　　6年的僵局，形成一个“三方皆输”的局面。

　　张安房的老父亲，在夏热冬寒的老屋内病逝；开发商的两栋安置房至今未建成，为此公司每年要支付十几万的安置费；拆迁户无法回迁，不断去政府上访。

　　如今，随着张安房被抓，谈判再度搁置，究竟何时能破局，无人得知。

　　张安房的三层小楼，已被周边小区新楼完全包围。11月10日，大白天，张家屋里一片漆黑。他家没水没电，楼前挂了一条褪了色的红条幅，上面写，“欢迎各级官员前来体验生活。”

　　作为钉子户，张安房已坚守6年。

　　张安房的家在安徽蚌埠朝阳街，2005年实施棚户区拆迁。张安房要求分5套房，开发商没答应，张安房拒绝搬迁。

　　成为“钉子户”后，张安房的生活变了。

　　他辞去公交公司的临时工作，拿着几百元的下岗工资，专职守着老房。

　　每天，天刚亮，他便起身，在院落垒砌的灶台里烧狗粮。中午，他要装上十多个水桶，拉着三轮车，和妻子王爱玲去几百米外接水。这些每天必做的事儿，都是拆迁前不曾有的。

　　更多时间，他会搬张凳子在院落里，一遍又一遍读着翻烂的法律书。

　　有时，他坐在黑黢黢的屋里，对着老父亲的遗像发呆，一坐就是半天。王爱玲叫他，他不应。在抗拆的第五个年头，张安房的父亲死在老屋。

　　5套房的愿望至今未实现。更糟的是，张安房的抗争维权变得越来越孤单。曾经支持他的兄弟，已与他疏离；曾经理解他的邻居，因安置房兴建受阻，对他颇多怨言。

　　由于互不退让，这场维权已成为一个难解的僵局。

　　安房希望落空

　　张安房出生时，适逢其父买房，故取名“安房”；2005年拆迁，政策只补偿兄弟4人一套房

　　张安房没想到，这辈子他和房子渊源那么深。

　　张安房的父亲是个木匠，解放战争时，从老家山东邹城逃难到安徽蚌埠。1957年，张安房出生时，父亲张贻胜在蚌山区朝阳街买了三间平房，于是，给他取名“张安房”，以示纪念。

　　渐渐地，张家有了两女四男，六个孩子，平房住不下。老父亲和孩子们商量，推倒旧房，盖新楼。那是1980年，张安房23岁。

　　当时，蚌埠市西区城建批准张家盖两层楼，张家以不够住为由，盖了栋三层小楼。屋内没有厕所，厨房也搭在阳台。但在八十年代的朝阳街，还称得上好房子。等到张家的儿子陆续结婚生子，房子就显得紧促了。

　　张安房一家三口住在二楼的左手间，说话声大点，右侧的三弟家就能听到。

　　张安房的女儿张楠，其卧室没安门，有时她看着书，父亲就进来了。张楠提过好多次意见。孩子大了，要隐私空间了，这点张安房知道。

　　张安房没想过买商品房。他算过，朝阳街这个地段，是蚌埠市的核心区域，以他每月一千多的收入，三个月工资才买得起一平方米。而要是买到偏远地区，他也不乐意。

　　2005年，传来消息，蚌埠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对这片棚户区进行改造。拆迁安置还在原地。

　　通知下来的那天，张安房哼着小曲儿，让王爱玲买了些好菜。他告诉女儿张楠，以后就能住上带厕所的亮堂房子，女儿也能有自己的独立卧室了。

　　拆迁政策很快发下来。

　　蚌埠市政府第12号令《蚌埠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张安房仔细看过。按照政策，张家可以获得15.6078万元的货币补偿或者等面积的房屋产权调换。

　　张家被认定的房屋面积共104.33平方米，房地产公司给出的补偿是：置换一套等面积住房，并交付开发公司房屋新旧差价10万元左右。

　　拆迁时，张家的两个女儿已外嫁，剩下四兄弟和父母同居。

　　张安房觉得补偿不合理，“你不拆迁，我们还能住。拆了，给我们一套，弟兄四个怎么住？”

　　张家在家庭会议上讨论，四个儿子，每家都要一套房。加上张贻胜老两口的一套，共要5套房。

　　一根筋，难沟通

　　开发商答应给两套房，张安房拒绝；市行政执法局来人调解，认为张难沟通，无功而返

　　不久，房地产公司带来新的补偿方案，给张家安置两套60平方米住宅房，免收差价10万元。

　　张家人拒绝。

　　随后，张家的朋友、单位领导、街道办主任陆续来张家做工作，张安房都婉言拒绝。

　　一位市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去了张家，劝张安房，胳膊拧不过大腿，差不多就行了。

　　张安房噌的站起来，脸涨得通红：“胳膊凭什么拧不过大腿？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他们动不得。”

　　谈话不欢而散。

　　回去后，该工作人员向上面汇报，张安房“一根筋”，思维太窄，设定在自己的圈子里跳不出来。听到不同意见时，反抗性特别强，难以沟通。

　　张秀英，张安房的大姐，她回忆说，房地产公司的人开始绕开张安房，去找他的兄弟，他们找到四弟张宝元。

　　张宝元下岗后，开了家狗肉馆，常常要忙到凌晨两三点。他的儿子就要结婚，由于和开发商谈不拢，张宝元也就拿不到新房。

　　开发商许诺，提供的两套房里，有一套是一楼带院子的，便于他们存放东西。与之交换的条件是，希望张宝元做通张家其他弟兄的工作，早点搬走。

　　张宝元劝张安房，差不多就搬出去吧。

　　张安房不同意。他说，那是开发商使用的离间计，最终不会兑现。

　　按常理，拆迁的事儿该家里大哥出头。大姐张秀英说，张家老大性格内向，为人老实，和人说几句话就脸红。2006年，张安房的大哥以照顾外孙为由搬到女儿家。

　　2007年9月，四弟张宝元也搬出去租房住，理由是旧房环境太差，未来媳妇住着不方便。

　　在张家被断水断电之后，三弟张宝安也带着妻子，离开老屋。

　　对于留二哥独自坚守老屋，张宝安觉得愧疚，他说，他以修自行车为生，家中没有水电，影响做生意。他身体不好，喝不惯外面接来的水。

　　这期间，朝阳街上，一个又一个邻居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搬了出去。

　　张安房跑去问，“拿到了几套房？”他们说，和房地产公司签了保密协议的，不能说。

　　一位了解内幕的知情者告诉张安房，开发商并不在乎多给你一两套房，而在于他的让步要有价值。换句话说，被拆迁人是否找了关系，从中运作，让开发商不得不卖你一个面子。这就是没法拿到桌面讲的潜规则。

　　张安房听罢，猛吸一口香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狠踩一脚。“俺家不走那条路。”

　　被威胁“要取他人头”

　　张安房曾一度担心家人安全；2008年夏，张家被停水断电，他和年迈父母困守黑屋

　　2007年底，朝阳街上只剩下张安房等两户人家，另一户住的是，张安房的丈母娘。

　　2007年11月，房地产公司申请对张家行政强拆。

　　一天夜里，张安房看见几个黑色身影，在街边砸路灯。没几天，下水道被堵，公厕被拆，并陆续有无业游民在张家门前晃荡。

　　张安房认为，这是开发商雇佣的黑社会。先前邻居被强拆时，他瞥见开发商给这些人分发数百元的劳务费。

　　张安房担心女儿安全，叮嘱张楠走路要走大道，看见陌生人盯梢就赶紧打电话回家。晚上九点，他就举着手电，站在街口巷子等着女儿。

　　那段时间，张安房睡觉特别容易惊醒。他把父亲做木匠活儿的工具箱搬到床下。半夜稍微有个动静，他就跳到窗口，看看是不是有人来砸窗户。

　　2008年夏季，强拆没有出现，但张家的水电突然没了。

　　一大早，张安房举着半截电线冲出门，朝着对面的施工工地大吼：“谁干的？有本事出来。”

　　没人应声。

　　张安房气冲冲地去找供电公司要求恢复用电。他看见，供电公司的工人刚爬上电线杆，就有一群年轻人站在电线杆下，拤着腰，扬言谁敢通电就打谁。

　　第二天，张安房领着一家老小，睡在了市政府信访办。他要求政府尽快通上水电。结果一直没下文。

　　从信访办回来，张安房坐在父亲床边，劝父母搬出去。老父亲干枯的手一把抓住儿子，嘴里念叨，不走，不走，两行泪瞬间淌下。

　　张安房妻子回忆说，那天，张安房走出屋子，蹲在墙角，掩面许久。

　　那批年轻人又来找张安房，警告他老实点。领头的人指着张安房鼻子说：“你信不信我花10万块钱买你的人头？”

　　张安房瞪圆了眼睛：“你信不信我一分钱不花要你的人头？”

　　日子从未这么难熬。

　　艳阳高照的正午，张安房在密不透风的黑屋里，给身旁的父母不停摇扇子。他害怕40℃的高温让老人中暑。而刚把老人移到屋外，臭水沟里的花蚊子又成团涌上来，几分钟老人被蜇得浑身是包。

　　有邻居议论，张家儿子真不孝顺，拖着八九十岁的老人住在这里，不就想当谈判筹码，多拿几套房吗？

　　王爱玲听了很不舒服。她劝张安房，差不多就行了，何必这样痛苦地坚持？

　　“人活着为了什么？为了尊严。”张安房说，“他们希望逼退我，看错人了”。

　　砖块与燃烧瓶对峙

　　2009年行政强拆中，楼下扔来燃烧瓶，张安房以砖块还击，妻女受惊求他适可而止

　　为守住老房，张安房从朋友处借来一只藏獒，又去市场上买来七条狗。其中四条，取名为“保保”、“卫卫”、“家家”、“园园”。每当有陌生人靠近老屋，院内的狗就从四面八方蹿出，狂吠不止。

　　每个月买的狗粮要花一千多，那是张安房一个月的收入。他觉得值。自打养了狗，陌生人不敢靠近张家。他也能睡个安稳觉。

　　张安房还买来摄像头，装在四个方位，以便日后取证。

　　他也写上访材料，大多都石沉大海。

　　2009年11月30日，行政强拆来了。

　　当挖掘机开到门前时，张安房一个人站在自家三楼阳台上。他看了看楼下的人群：警察，房地产公司的人，围观群众，还有成伙儿的青壮年——他称之为黑社会。

　　慌乱中，他忘记打开发电机和摄像头，下意识攥紧了手中的砖头。那些砖头是张安房准备在阳台上搭狗窝的。

　　当楼下飞来砖头和燃烧瓶时，张安房以砖头还击。混乱中，他的头部被击中，流了血。

　　张楠看着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王爱玲慌了，想着赶紧找顶帽子给张安房戴上，找了好久，没找到。

　　行政执法局领队叫了暂停。

　　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至今埋怨，“没办法，张安房太硬了。万一闹出人命，领导的乌纱帽保不住，谁愿蹚这趟浑水？”

　　强拆不了了之。

　　冲突后，张安房去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病历上记录着：头面部和腹部因爆炸致伤。

　　张楠求他：“你扭转不了形势的，别那么硬了。”

　　张安房摇着缠纱布的脑袋：“我一个人和他们拼了。你和你妈好好生活，过你们的。”

　　张楠哭了：“你要是没命了，我们怎么活？”

　　“自私”，张楠埋怨父亲，“在他的眼里，房比命重要。”

　　今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行政强拆被叫停。现在要强拆张家房子，只能走司法程序。

　　又一轮谈判开始。

　　蚌埠市行政执法稽查支队队长陶建龙来找张家人谈。三弟张宝安希望张安房“务实”些，别再守着“尊严”。

　　陶建龙说，开发商答应给张家三套新房，两套二手房，但要补偿新旧差价，一套房补12万。

　　张安房不同意。他只同意一套房补5万。

　　谈判破裂。

　　区委书记调解未果

　　张安房“抗拆”使安置房无法兴建，拆迁户上访；区委书记来调停

　　张安房没料想，与开发商的持久战中，老父亲张贻胜未住上新房，则先去世了。

　　在2009年夏天，张贻胜因酷暑难耐，活动不便，臀部开始溃烂。到了2010年，褥疮蔓延到整个背部。

　　张安房决定给父亲在外租房，连跑半个月，房东一听说有九十多岁的老人，怎么也不愿租。

　　2010年冬天，张贻胜因脑梗塞离开人世，临终前嘱咐张安房，一定要为三兄弟争取到房。

　　出殡那天，张安房死命抱着墓碑，放声痛哭。“阿大(即父亲)，我一定要替你完成遗愿。”这句话，他反反复复念着，腿一软，哭晕过去。

　　张家人认为，若不是断水断电，老父亲不会这么快过世。

　　张安房的抗拆，影响了朝阳街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原定于在2009年4月，四百多户拆迁户全部完成安置，但因张家拒不搬迁，有两栋房无法建设，有二十多户无法回迁朝阳街。拆迁户开始去政府上访。

　　今年春天，蚌山区区委书记王长双来到张家。

　　坐在虫蝇乱飞的树下，张安房对王长双说，房子的事儿先不谈，现在外面有传言，等房子拆了，要把我关到监狱里待几年。我怎么敢拆？

　　王爱玲也在场。她回忆说，王书记当下拍胸脯，表示会保证张安房的安全，还许诺让行政执法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领导签字，保证张的人身安全。

　　几天后，张安房在街道办看到了王书记和各部门签字的保证书。张安房提出要把保证书拿回家。街道不同意，说是代为保管。

　　“王书记说的话都不管用？”张安房怒了，头也不回地离开街道办。

　　谈判又一次被搁置。

　　一位尚未安置的拆迁户一提起张安房的事儿，就皱起眉头。他也曾做过两年钉子户，但因母亲年迈，最终放弃抵抗，按照政策，他只分到一套房。

　　他曾一度觉得张安房“特牛”，敢与政府和开发商叫板。

　　如今，他开始埋怨张安房。他在外租房，曾有一年，搬了三次家，房东不愿意租的理由都是，他带着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他现在只想，大家早点安置还原。他很担心，老母亲像张安房的父亲那样，等不到住新房的那天，这会让他遗憾终身。

　　安房被拘，母亲病倒

　　今年10月，张安房被拘留，理由是前年对抗强拆时砸坏挖掘机；开发商要来谈判，王爱玲称，先放人

　　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很着急，公司一负责人说，开发商也是受害者，因为有拆迁户没安置，公司每年还要支付十几万的安置费。

　　“张家和开发商已经不是单纯的利益之争，他们为争口气，结果两败俱伤。”杨瑞荣说。

　　杨瑞荣，蚌埠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处的办公室主任。

　　他解释说，蚌埠市的拆迁，完全按照政策。政策规定，要依据房产证上标注的建筑面积，“拆一还一”，不考虑房屋内的居住人数。

　　倘若被拆迁人对拆迁政策不满，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政府，但杨瑞荣认为，“被拆迁人打官司，根本告不赢。”

　　对于维持了六年的僵局，杨瑞荣表示，需要政府部门多协调。

　　而如今，张安房的手机打不通了。

　　10月25日早上，他出门后就再没回来。

　　当地公安对张安房的律师王良其说，张在2009年11月30日的行政强拆中，砸坏了施工方的挖掘机。10月24日，蚌埠市公安局蚌山分局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张安房实施刑事拘留。

　　老婆王爱玲几夜没合眼。她不认可这个理由。“两年前的事儿，怎么现在才追究？”王爱玲觉得，这是借口。“把张安房抓起来，房子就容易拆了。”

　　就在被抓进去的几天前，张安房的腰又疼了。

　　律师王良其说，张安房在看守所吃不下东西，脸色特别难看。王爱玲想劝他保重身体，可进不了看守所。只能隔天去看守所送衣服时，站在墙外默念几句。

　　家里的小狗多比也吃不下饭。那是张安房一手养大的。王爱玲拍着多比的脑袋，红了眼圈：“你想主人了吧。”

　　张安房八十多岁的母亲住在一楼的房间里。两侧还未竣工的新房挡住了屋内光线。

　　到了吃饭的点儿，儿媳妇来给她送饭。吃了两口，老人便推在一边。她说，你们去打听打听，安房到底怎么样了，我想吃他下的面。

　　跟着张安房家过了十几年，老母亲习惯他的照顾了。早上起来，张安房挤好牙膏递到她手上，中午背她出门晒太阳。儿子不在家的这些天，老人常常在夜里醒来，一坐就是半宿。

　　11月17日，老母亲因心脏衰竭送进医院抢救，如今仍在住院。当地街道办派人送来鲜花。

　　开发商来人告诉张家，让他们提条件。

　　王爱玲告知，现在不谈搬迁，先把人放了。

　　谈判又无法开展。

　　王爱玲坐在床上，给张安房找冬天穿的袜子，她想找个理由，多去几次看守所。那样，她觉得离张安房近些。

编者按：做钉子户，被拆迁户即使获得了丰厚的补偿，但付出得代价是巨大的。更多的情况是几方皆输的局面。那么，被拆迁户做钉子户，谁之失，谁之过，在目前的政策法规环境下，又如何有效解决钉子户难题呢？